上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由乱到治的过程中，理论界在改革方向这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出现了改革的“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之争。正当人们对改革方向莫衷一是、存在颇多迷惑的时候，1991年，“皇甫平”在《解放日报》上相继发表了4篇呼唤改革的评论文章，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并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

    邓小平以正视听的先导讲话

    1990年到1991年发生的苏（联）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严重曲折；国内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遇到了某些困难。由此，一些人在思想上出现了困惑：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疑虑；有人则提出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担心搞市场经济，创办经济特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还有人说，苏东剧变是“改革”引起的，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等等。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这促使我们党必须做出选择。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一个月以后即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来到上海过春节。这一次，他一到上海就深入工厂和企业参观考察。在锦江饭店旋转餐厅，他认真听取了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那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那么上海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接着，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评判。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已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还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为此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最后，邓小平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不久，朱镕基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些讲话精神。在谈到未来上海的改革和发展时，朱镕基说，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要推进各项改革，并称1991年是个“改革年”。在谈及如何面对当前出现的问题时，朱镕基引用经过改造了的曹孟德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此，朱镕基还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也是参与整理邓小平在锦江饭店讲话记录的人，一次在同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闲聊时，又谈起了邓小平在锦江饭店的讲话内容。在交谈中，周瑞金敏锐地察觉到邓小平这次在上海的讲话所昭示的政治含意，认为它大有文章可写。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于是，他在小年夜找来《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3人商议后决定，由周瑞金出思路、出点子，具体设计文章的各层主旨，3人分段撰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并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系列评论文章，以对当时陷入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的改革开放，再作一番鼓动。随即由周瑞金、施芝鸿和凌河3人组成的“皇甫平”，接连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4篇大声疾呼改革的评论文章。

    “皇甫平”冲破桎梏的“四论改革”

    1991年2月15日，正是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一篇署名“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强调“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并指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在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情况下，这些话着实让人眼睛一亮。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一文虽然不长，但它突破了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勇气鲜明地讴歌了改革开放。这篇社论引起了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于此同时，“皇甫平”也从人们的广泛关注中，似乎看到了人们的积极响应。于是，3月2日第二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又出现在了《解放日报》的第一版。文章一开始就用震撼人心的文字写道：“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一连三个“新”字，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思。接着文章又以振聋发聩的语言阐述道：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一文还强调：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认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也不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这篇文章也直接触及了当时争论最激烈的市场经济问题，一针见血地批评了“新的思想僵滞”，并鲜明地提出了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

    3月22日，人们再次看到《解放日报》上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这篇文章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解放思想”四个字。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并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争议。

    4月12日，当人们仍然在为姓“社”姓“资”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时，“皇甫平”再接再厉，在《解放日报》又发表了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评论文章。文章立足于解放思想的基点，从任用干部的角度谈了破除思想僵滞的重要性。

    从1991年2月15日到4月12日，“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头版相继发表的4篇评论文章，始终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由总而分，相互呼应，反复阐明，一再明示，从而宣传了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推进改革的舆论氛围。“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其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了解“发表背景”。

    开启改革新阶段的“百家争鸣”

    “皇甫平”的4篇文章，就像“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在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来电话，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同时，大家还对评论文章的作者“皇甫平”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引发了种种猜测。有许多读者、特约评论员都把它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作为“皇甫平”核心人物的周瑞金却做了另一种解释，他说，“皇”按照他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而“甫”字也不念“浦”，而读作“辅”。选“甫”字，是取“辅佐”之意，即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含义。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会比较自然。

    1991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公开表示支持“皇甫平”羊年4篇改革文章的观点。与此同时，很多报刊却纷纷发表文章，提出批评意见。就在“皇甫平”发表《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第三天，《当代思潮》就发表了题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的文章，公开质疑和挑战“皇甫平”。该文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种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接着，《真理的追求》又发表了题为《重提姓“社”与姓“资”》的文章。此文竟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一类人，批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北京一家刊物也发表了文章，从七个方面系统论述要不要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并把对姓“社”姓“资”的回答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联系起来。

    不久，时任中宣部的领导给上海市主要领导打电话，亲自过问羊年4篇改革社论的具体情况，同时派出调查组到上海调查此事，并要求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周瑞金担心此事会演化成上海的第二次报道事件，于是就找到正在上海办事的杨尚昆的长子杨绍明。杨绍明在详细了解到4篇改革社论的真相后，当即飞回北京，向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听完汇报，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主要领导同志，告诉他们《解放日报》刊登的4篇改革文章的内容都是小平最近的讲话精神，立意很好，值得肯定。

    4月17日，周瑞金又专门给上海市委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以及北京与全国理论界的反应，特别提到台湾报纸利用此事歪曲事实、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等情况。上海市的3位主要领导在审阅该报告后，并没有批评“皇甫平”文中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度提出了诚恳的批评。对此，周瑞金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冷静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的这场思想交锋，及时抓住了它的要害。随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他说：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还告诫大家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人们对姓“社”姓“资”争论去末归本、“皇甫平”羊年“四论改革”逐渐深入人心时，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以这一独特方式，发表了一系列极富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谈话，明确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这也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深刻总结。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不仅给中国改革大业拨正了航向，而且也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