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北京市民在火车站迎接晋京演出的《于无声处》剧组。
温暖尘封的真情
1978年国庆，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一个仅能容纳400人的小剧场里上演。没有任何宣传，所谓门票就是一张小小的白纸条。剧终时，剧场里掌声、欢呼声一片，人们压抑多年的激情在剧场中被重新唤醒。
改革开放30年，在那些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时刻，优秀文艺作品以其特有的张力，温暖着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见证并召唤社会的每一次巨变，鼓舞着一个民族更加坚毅和稳健地前进……
1979年，发表在《北京文艺》当年第11期上的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品婉约而哀伤地叙述了一段刻骨铭心却又无法实现的爱情，小说主人公钟雨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唤醒了蛰伏在无数颗年轻的心中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当“谈恋爱”开始作为一个象征着美好和甜蜜的词汇在年轻人中流传，走过了几乎可以被称作爱情荒芜期的“文革”十年之后，年轻人终于拾回了那些原本就属于青春的梦。
两年后，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将这个梦带到了广袤的中国乡村。影片通过菱花、存妮、荒妹母女三人的情感经历，把时代的印记深深铭刻在主人公内心，社会矛盾凝聚于人物的独特命运中，将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带给了普通观众。时已年过三旬的朱明瑛为影片配唱了插曲，“听到自己的歌声，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纷繁凌乱的诱惑越来越多地困扰着人们的内心。1990年，正在上学的高希希也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收看了电视连续剧《渴望》。“当时社会上有种风气，人们可能觉得那些‘真’和‘善’的东西都过时了，但这部片子让我们认识到原来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美好，它将对‘善’和‘美’的追求植入了我们的心灵。”一时间，“刘慧芳”成为人们心中完美女性的典范。主题歌《好人一生平安》也广为传唱，“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人们在如泣如诉的歌声中寻觅着那份相伴一生的真情，呼唤着真与善的回归。
世纪之交，中国人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情感困惑，电视连续剧《牵手》第一次用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呈现了感情生活的复杂。2004年，电视连续剧《结婚十年》再次呼唤着真情的回归，并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此后，《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金婚》等作品反映了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人感情生活的遭遇、困惑和希冀，在公共开放的语境中，真诚地抚慰着情感，关注着心灵。
沈丹萍在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塑造的荒妹形象，成为一代中国人难忘的回忆。
吹响奋斗的号角
同样在1979年发表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在30年后的今天，仍被看作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一位在改革进程中面对阻挠锐意向前的改革先驱者的形象。人民日报载文指出：“它一问世就以切中时弊的主题和塑造的一个新长征虎将的典型形象，引起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广泛注意，竞相传看，议论纷纷。据说，有的读者忘记乔光朴是小说中的人物，到处打听乔厂长现在哪里；有的还写信给工业领导部门，要求把乔厂长调到他们那个单位工作，带领群众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一个短篇小说在群众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确实是不多见的。”正是在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人们意识到，改革开始了，它就在每一个普通人生活和奋斗的道路上。
“中国的文艺精神，向来是推崇‘文以载道’、‘好为人师’的”，作家肖复兴说，“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当生活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源自生活的文艺作品唤醒人们改革的意识，给社会带来新的希望，人们自然而然地向文艺作品寻求心灵的依赖和生活上的指导。”
1991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一时间，《平凡的世界》成了农村知识青年的必读书。多年后，一位署名“伊生我未生”的网友在纪念路遥的网站上留言：“读《平凡的世界》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果自己没有考上大学，就要像孙少平那样去城里打工，像他那样努力工作，做一个正直的人。”
同样在这一年，导演成浩开始酝酿后来轰动全国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这个浓缩了数以千万计打工者命运的故事，再现了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
大量的农村青年涌向城市之际，城里的年轻人开始编织自己的出国梦。1989年，电视剧《樱花梦》悄然播出，毫不掩饰地将国外生存的严酷现实呈现在中国人面前。更大的冲击来自4年后郑晓龙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我希望这个戏能告诉观众，美国不是遍地黄金，你要受苦，要奋斗，这个过程中甚至会丢失自己的很多东西。”
更多的文艺作品在记录时代变迁的同时，描摩出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蜕变。如果把每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史集结起来，便可以阅尽中国社会30年的肌理。而那些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带给每个人信心与指引的时候，也鞭策着整个时代前行的脚步。
电影《芙蓉镇》至今堪称经典。
引发社会的思考
对民族创伤的第一次回望与叩问，来自1977年发表的小说《班主任》。一个民族在十年浩劫中所蒙受的阴影，在花季少女心中浓缩成历史的病核。次年，小说《伤痕》掀起了整个社会关于文革的反思热潮。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文艺创作接过“五四”时期的启蒙大旗，呈现出先锋的姿态。据话剧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回忆，当时的话剧界曾经有一段顺口溜：“一声惊雷，《于无声处》，出现了《曙光》，绽开了《报春花》，谱写了《丹心谱》，建立了《权与法》，快去《救救她》。”的确，这些作品像无数愉悦的惊雷，触动了当时最尖锐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和思考。
1986年，谢晋执导的《芙蓉镇》在电影票几毛钱的年代，取得过亿票房。“它在警示我们这个时代，国家再也经历不起那样的浩劫了，这就是文艺作品的力量。”可以肯定的是，高希希的想法代表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从知识分子到市井百姓，从管理者到普通群众，集体的伤痕须在痛定思痛之后，整个民族方才卸下心灵的枷锁，轻松地前行。
与总结经验教训并行的，是对未来社会发展之路的思考。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认识了陈景润。一个沉睡多年的民族在惊醒之后，眼前突然洞开一条通向科学和知识的甬道，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科学发展的渴求，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炽烈。及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中国真正走上了一条以科技促发展的道路。
随着改革的深入，伴随市场而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人们开始重新呼唤来自民族血脉深处强壮朴拙的精神力量，大量优秀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呼之欲出。从《长征》到《大决战》，从《开国领袖毛泽东》到《周恩来在重庆》……中国人在对峥嵘岁月的缅怀中，也重新认识了一支可亲可敬的革命队伍——他们饱含普通人最寻常的深情，却用崇高的理想和坚韧的意志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们身上灼灼其华的是亘古不息的民族精神。
站在今天眺望历史的彼岸，我们不禁感怀万千——如烟往事不复在，新鲜的生活正以无限蓬勃的生机继续生长。在漫漫时光中，文艺作品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每人心中都有一个真切的答案…… (记者 刘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