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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之际,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了2009年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绿皮书)。昨日在北京举行的相关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改革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劳动与人口、农村经济方面的权威专家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诸多新政策,展开了深入的剖析。
农民纯收入需要实现年均5.5%增幅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很具代表性的目标。”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昨日说,自2003年以来,中央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实行2600多年的农业税；转变对农村的政策,以城带乡、以工补农,转变城乡关系调整的方向,已经使农民收入得到了恢复性的增长。
“要实现这个收入翻番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农民纯收入就需要实现年均5.5%的增幅。”和李培林一样,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所副所长王小鲁进而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既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也是一个比较艰巨的过程。
在王小鲁看来,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除了长期以来便已存在的二元体制、农业和农村经济底子薄弱、城市化进程系统性推进不到位等顽疾外,眼下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国内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
“如果农产品出口继续受影响,农民增收就会打折扣；如果地产行业继续不景气,从事建筑业的大量农民工就必然面临失业。”鉴于类似诸多现实因素的考量,王小鲁认为,要实现2020年农民纯收入比2008年翻番的目标,需要各级政府继续推出更为具体的保护性、激励性措施。
给农民进城多一些实际保障性措施
在昨日的研讨会上,与会的权威专家们还紧扣三中全会中的主题,直击了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尖锐的现实命题。
“2002年以来,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当前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因此,中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既是战略性布局,也是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当务之急。
王小鲁也对扭转城乡差距之难表示了审慎观瞻之态。“实际上,这次的《决定》在措辞上也没有直接说‘改变’或者‘逆转’差距,而是用了‘逐步扭转’的说法,也就是说给政策目标留下了余地。”他进而表示,“今后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恐怕难以改变。因此,扭转现状的过程将是漫长的。”
李培林认为,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有着很大的不公平性。而为了切实解决这个矛盾,当务之急是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譬如,如何改变对农民工的歧视、如何改善对农民工户口的限制。给农民进城多一些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保障性措施。”
对策方面,蔡昉也认为,在政府支出结构上应该将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财力适当向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倾斜,增加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投入。
“除了需要通过提高工资吸引农村劳动力外,还需要清除很多制度性的障碍。”蔡昉认为,通过变革来释放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大有可为的。“建立产权更加清晰、又可流转、容易集中起来的土地制度,对劳动力流动是有帮助的。”（记者 郑春峰）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土地财产化将有助农民收入翻番
昨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接受专访时表示,强调农民收入翻番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他说,中央近年连续5个一号文件,实实在在的东西少了一点,还是停留在“口号农业”上,说起来重视,放下来轻视,而强调农民收入翻番,确是很实在的口号。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翻一番则达到8280元,即1000多美元,才有可能为扩大内需作贡献。
徐勇认为,用12年时间实现农民收入翻番,任务比较艰巨。虽然,2004年至今,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4年超过6%,但回顾历史,大部分年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无法达到这个数字,例如,1985年至1990年阶段农民收入扣除物价影响年均递增2.97%；1997年至2000年更是增幅持续下降:1997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4.6%；1998年继续下滑,增速只有4.3%；1999年增速进一步回落到3.8%；2000年收入增长速度只有2.1%,未来形势如何,也说不准。
徐勇指出,国际上普遍采取“两高”的方式补贴农民:日本是高农产品价格,美国是高补贴,而中国也应当保持大体均衡的补贴,才能确保有人从事农业,而公报提出的发展现代农业,也是一个思路。此外,下一步改革就是要将土地要素化、财产化,农民将土地作为一种财产后,才可以用以抵押、流转,获得财产性收入,从而为收入翻番计划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目前来看,改革也正朝着这方面进行,这或许是公报发出的一个信号。（王宏旺） |
